第九届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观点综述一

文章来源：经贸学院作者：发布时间：2010-10-25 浏览次数：769

2008－2009年发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贸易特别是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给中国经济、贸易、产业和区域发展战略带来了重大挑战。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及人才培养方式将面临调整和转型。如何在金融危机过后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人才培养方式调整等问题已经成为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经贸人才培养的重大研究课题。2010年10月22日—25日，第九届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论坛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举行，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的278位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贸易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王新奎教授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远没有结束，我国可能始终在危机带来的调整中度过，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上述调整既包括全球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又包括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短期刺激措施所带来的调整，在今后五年中必定要承受刺激性经济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另外，经济危机期间各国所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WTO的规则框架内是可控的，起到了为各国经济恢复性增长赢取时间的缓冲作用。真正对国际贸易具有威胁作用的并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WTO传统的以削减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为标志的贸易规则导向必须要融入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因素，而以上述标准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势必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因此谈判会进行得非常艰难，目前还不具备推行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条件。中国在生产上所占据的经济优势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基础之上，在追求低碳经济的环境规则约束下，这种生产方式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必将遭遇其他国家环境保护贸易壁垒的限制，因此中国必须回答如下三个问题：是否应该继续并加快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是否应该全力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并愿意为此付出多少代价；是否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建立新的贸易竞争优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林桂军教授对“区域主义兴起与亚洲一体化深度”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背景下，亚洲地区主义不断兴起，双边及区域性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其表现出的总体规律是参与贸易谈判的国家越多，谈判难度越大，区域经济合作越难于开展。另外，具有经济依存关系的区域地带已形成具有特色的国际分工地位，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大中华区已形成汽车零部件加工厂，其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并与北美、欧洲地区形成整体生产网络。值得指出的是，大中华区普遍在贸易结算中使用美元，推动并建立区域共同货币（例如，Asia Currency Union）应该是减少经济危机等外部因素冲击的可行之路。
　　厦门大学黄建忠教授对“经济周期的嵌套关系与包容性增长的结构基础”问题进行分析，认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统一性在全球化下演绎成不同国家的两类危机，从阶段性变成同步性、继发性演变为互动强化性。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变得十分模糊，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和虚拟经济的需求过旺都成为引发危机的原因。固定设备的更新是经济周期的基础，但现在经济周期的基础转变为服务产品创新和经济运行机制革新。应该从技术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制度结构基础、国际关系等方面考虑经济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霍建国研究员认为，我国对外贸易在金融危机后已经恢复至正常发展态势，但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欧美经济持续不景气、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明年的出口形势会更加严峻。政府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十分显著，应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理念；改进现有的管理体制，解决政府管理与企业实际需要脱节的矛盾；规范部门职责，协调各职能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政出多门的问题；推动贸易便利化国际谈判以降低交易成本。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加强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国际市场上把握市场行情，进行国际实务谈判并与外方进行周旋的人才培养。中国外贸急需这样的高端人才，以争夺国际话语权。
二、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对“比较优势与民工荒”进行经济分析，认为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中国的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劳动供给与需求关系在逐渐走向均衡。针对媒体所提出的“民工荒”问题，他认为“民工荒”表现为工资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原因非常复杂。实际上，劳动力部门间转移所带来的市场摩擦是造成劳动供给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背后隐藏着城市生活费用上升、背井离乡的成本、金融危机与失业的威胁、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管理、民工的社会福利无保障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并没有丧失，须在现有基础上更多关注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应建立完善的劳动力供求市场机制及流动机制，以正确、及时传递城市和农村实际收入水平相对变动的价格信号。
　　清华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鞠建东教授提出了中美贸易中的“反比较优势”之谜，即美国在其生产率较高的部分行业，对中国出口的商品较少；有些出口商品甚至相对于世界其他向中国出口的国家而言更少。这一违背比较优势规律的出口结构状况部分归因于美国对少数产品的出口管制，寄希望于美国的出口管制改革计划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结构。该计划的第一阶段会厘清国防部和商务部两个管制清单之间的裁判界限，将申请出口牌照的步骤简单化、标准化，协调并促进各部门活动的网络沟通；第二阶段将进一步解决机构冗余的问题，建立统一的出口牌照申请系统；第三阶段将出口控制改革引入立法程序。
　　复旦大学强永昌教授分析了环境规制与贸易发展之间的关系。由两部门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认为，若以环境治理的要素投入量表示产品生产成本变化，较高环境标准所需要的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和竞争能力的下降。在出口国课征环境关税的双边贸易条件下，若与本国出口产品相竞争的国家忽视了环境质量控制或采取的措施比本国宽松，则本国出口产品竞争优势趋于削弱的局面便会出现。多边环境规制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各缔约方环境标准差别的调整实现的，对我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动态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大量廉价劳动的存在以及稀缺的技术存量、人力资本、创新环境等，将会使这些国家在环境规制下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平顺转换，进而影响其贸易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转型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许斌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后一些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市场份额迅速增加，相对于美国市场同类商品的价格出现下降，但出口至美国商品的总体加权平均价格却出现上升。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由生产附加值较低的商品向生产中等程度附加值商品的方向转变。因此，面对美国需求萎缩的“新常态”，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有较强的调整和适应能力，不必对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过分悲观。
　　南开大学盛斌教授认为，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长期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及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日益加剧，其中美国一直是最主要的逆差方，而中国在盈余方的作用越发重要。2009年中国的对外顺差大幅度削减，但近期出口贸易又得以迅速恢复，从而再次引发关于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国际担忧与争论。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在多边框架下，实施一揽子相互协调与支撑的政策组合。对于中国而言，实施经济再平衡“国际方案”的思路如下：世界经济再平衡需要优先和充分考虑国内目标，并灵活掌握时机；顺差方与逆差方均应做出“对等”的切实调整；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不等于中美经济的再平衡，还需要其他国家的参与，特别是日本与东亚国家。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沈玉良教授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模式”问题进行分析，指出现有文献关于销售权外方控制的假定不符合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事实，很多民营企业拥有销售权。目前，中国加工贸易生产控制模式中外方独占占主体地位（所有权、销售权都集中在外方），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尤为明显，但诸如光伏产品加工贸易等少数领域的生产控制方式体现为中方独占占主体。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朱钟棣教授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缺陷及其补正”问题进行分析，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化历史轨迹的回顾，指出现在的汇率是深度贬值后的略微提高。当前中国汇率形成机制中的缺陷是管理有余而浮动不足。近十年来连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竟然没有迫使人民币升值，原因是银行间的批发市场是一个多层次缓冲体的最后一层，弱化了广大企业所发出的外汇供需信号。汇率浮动不足无法调节国际收支，造成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目前，应对国际收支顺差的对冲手段有限，过多外汇储备的害处没有被充分认识。建议减少汇率干预、扩大汇率浮动幅度，但需要审时度势、循序渐进；改进结售汇体制，增加拥有经常项目甚至资本项目外汇账户的企业数量，扩大个人账户的外汇额度，变强迫结汇为意愿结汇，变银行间批发市场为银行和企业间批发市场，变有形市场为无形市场。
四、 FDI战略调整及吸引FDI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霍建国研究员在解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关于FDI问题的论述时，着重强调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含义。开放理念建立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而不再使用“利用外资”等提法。在当今资金充沛的时期，中国引入外资的理念应该做出调整。除了吸引外国投资外，应该通过对外投资积极走出去参与世界经济的治理。经济失衡和治理能力不强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障碍，有必要通过调整FDI战略消除发展中的障碍。
　　武汉大学陈继勇教授分析了FDI与中国外贸顺差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FDI流入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是减少了进口、促进了出口，从而导致中国贸易盈余增加，而且这种进口替代效益和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显著性和持续性，将导致贸易盈余长期存在；由FDI引致的世界经济失衡在一段时间会持续存在，通过要求人民币升值让中国单方面承担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成本是不公平的，也无法从源头改善世界经济失衡现状。
　　湖南大学赖明勇教授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非线性演进”问题进行分析。通过计量模型，从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企业调研数据两个方面对理论做出检验并得到如下结论：内资具有相匹配的吸收能力是技术外溢发生的前提；跨过特定的门槛后，本土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外资，通过技术模仿获得较自主创新更为快捷的技术进步；随着本土技术水平的提高，由于模仿成本的增加以及内外资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技术外溢表现出边际递减特性；整轮技术外溢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演进过程。因此，中国可考虑从FDI视角促进技术进步以优化产业结构。
五、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改革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赵忠秀教授对“专业硕士学位建设”问题进行分析。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从动议到最终启动报名招生，共经历了长达6年的时间。设立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的原因在于现代化高素质的国际商务人才应当具备多种能力，而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就是针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应对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需要，为 “职业型”学生设计的以学术为底蕴、注重专业训练、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创造性地从事国际商务实际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一种专业学位类型。赵忠秀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的报考条件、报名安排、考试制度、录取要求、学习方式与年限、培养和学位、培养方式和教学过程、课程设置、学位论文、在校管理与待遇、奖助制度、就业政策、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等13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机制。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周斌教授对“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在学生培养方面，指出所有的学生最终都要走向社会，应找到合适方法去适应社会，在过程中积累经验为以后进入社会打好基础，而学校则可以通过开展实验教学帮助学生适应社会挑战。实验对于科学研究及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性，学生能够通过不同的实验应用所学的理论。要适应社会需要培养三个方面的能力：决策能力、基础能力和专业能力。基础能力可从英语、计算机等基础课程训练中进行培养；专业能力则通过专业课程进行训练；决策能力的训练则需通过决策实验进行。我国高校在上述方面面临着很多挑战：基础能力训练的教学方法滞后，专业训练存在第三方缺位，决策能力训练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针对基础能力培养教学方法滞后问题，可带有一定的发散性不必拘谨于一个范围；专业训练方面可采用从操作训练到拓宽视野，构建国际商务胜任力模型，最终到开发全球运营仿真系统；决策训练方面可从平时就注重综合归纳培养或开发商务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南开大学李坤望教授对“南开的博士生研究方法教育”进行分析，提出南开大学博士生在研究能力培养方面的一些特点，指出南开大学重视博士生研究方法的培养已形成一种传统和惯例。在研究生教育上，涉及到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问题时，会采用讨论课的形式进行教学。课堂讨论可以使得思维更加发散，能够在原来的选题基础上进行升华，在原来的范围内进行扩展并形成创新。经济学研究方面的逻辑应该与事实保持一致，不能像假设演绎主义那样对现实过于简化而脱离事实，也不能像逻辑演绎那样过于强调逻辑而忽略现实。需要加强观察，多思考事件之间的联系，然后进行归纳分析。
　　台湾中华经贸学会胡联国理事长、贺光辉秘书长对“台湾国贸教育、校企合作经验”进行介绍。双向产学合作的策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大学产学结合的校园环境，对个别相关的法令或条文进行修改使得产学结合不受阻碍地在大学校园内开展；二是建立产学联接人才培育机制、人才培育调查机制，协助学校进行课程规划，强化产学课程与产业需求相结合；三是进行产学合作评估，就学校产学各方面所带来的绩效进行评比，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并引导学校建立产学特色。